大约赵高亡秦的教训太过深刻，自汉兴以来，历高、惠、文、景、武、昭、宣六位帝王，连续一百五十多年没让宦官抬头。这在中国宦官祸政的历史上，也许算得上是间歇最长的一段时期了。但是，那可怕的阴风终于还是卷土重来了——不确知始于何年，两个自少年时坐法遭受腐刑，后任中黄门官职、又被选为中尚书（宫中文书）的宦官一路悄然攀爬，在汉宣帝时期当上了掌管传宣诏命的中书官。他们一个叫弘恭，一个就是石显。

　　专门由宦官担任中书官，始自汉武帝时。据说武帝常游宴后庭，只得以宦者随从，内外通讯和宣达政令的差事也就顺便交给了他们。元帝继位前，弘恭和石显分别担任宣帝身边的中书令和中书仆射，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宣帝病危，太子太傅萧望之与少傅周堪、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将中书官纳入管辖。弘恭、石显二人依仗“久典枢机”，熟悉条文法令的优势，加上又与出身外戚的史高关系密切，常不把萧望之等人放在眼里。萧望之便以“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由宦者担任“非国旧制，又违古不近刑人之义”等为由，要求元帝将二人换掉。萧望之不愧是大儒，两条理由尤以第二条最能命中要害：当时的宦官还不是一个专门的职业，因而也没有专门制造宦者的手术，多由受腐刑之后的所谓“刑余人员”担任。但按照儒家经典，《礼》曰：“刑人不在君侧”，恰好将当时的宦者排除在外，这样就必须换人。被萧望之痛揭了老底，又面临被清除出君侧的威胁，两个宦官又恨又怕。好在元帝刚刚继位，不便于大改前朝旧政，才被他们躲过了这一劫。

　　萧望之主张弃用宦官未成，由此便得罪了石显，“大与显忤”；而石显为人“内深贼”，又专长于“持诡辩以中伤人”，所以一旦结下“忤恨睚眦”的小仇，报复起来则是“辄被以危法”，将对手推入险恶的牢狱绝境。不久，石显二人利用萧望之与史丹等外戚的固有矛盾，向元帝诽谤萧望之离间皇亲国戚，应当“请谒者召致廷尉”。这是一句字面与实际意思相差较大的狱讼术语，字面似乎是说“由谒者传唤，再送交廷尉查问”，实际却是“逮捕入狱”。元帝继位前，就曾被自己的老爹宣帝斥骂为只懂儒术的“俗儒”；此时果然上当，糊里糊涂准许了他们的奏折。多日见不到自己的老师，一问才知原来已在狱中，连忙让石显二人释放。两个宦官连连叩首谢罪，却又编织种种理由拖延。元帝对自己的这位老师本来怀有很深的感情，但由于两个宦官多次居间干扰，却让萧望之从中吃足了苦头，也使本来很小的误会一波三折、越来越深。最终，萧望之再次入狱，不堪其辱而饮鸩自尽。元帝闻讯涕泣不食，哀恸不已，但错已铸成。石显等被召来责问，仍是那一套叩头谢罪的把戏，外加跟着哭两声，也就“良久然后已”。在这场阴险的报复行动中，与萧望之一同受宣帝遗诏辅政大臣的周堪，以及西汉著名学者、时任散骑大夫的刘向也一同被贬为庶人，“不得复进用”。

　　随着萧望之、周堪、刘向这些辅政良臣的消失，元帝身边的忠言良谏越来越少，其执政热情也似乎日益底落。不久，又称疾不理政事，“隆好于音乐”。适逢弘恭死，石显当上中书令，元帝遂将更多的政事委托给了石显。一时间，“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正直的朝臣，对石显的宦官干政提出挑战。比如太中大夫张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陈咸、待诏贾捐之等人，都先后对石显专权提出弹劾或质疑。但可惜的是，他们也都被石显百般“求索”得到罪名，结局与萧望之同样悲惨：其中，京房、贾捐之被诛弃市。张猛自杀。陈咸被判“髡为城旦”的刑罚，剃光头发，罚做四年筑城苦役。还有一位叫苏建的地方官，曾“得显私书奏之”，最后也被“以它事论死”灭口，他所掌握的石显书信等弹劾证据一同被灭。“自是公卿以下畏显，重足一迹。”整个朝廷笼罩着一种奇异的恐怖氛围。

　　当初元帝不顾萧望之劝谏而重用宦官，其理由之一是“中人无外党”。事情的发展证明，这不过是个似是而非的判断。这些因刑致残在宫中留用的所谓“中人”，看似被断绝了社会关系以及后代族亲，但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帮派意识很强的群体，极易结为牢不可破的党羽。虽然元帝一朝宦官数量尚不足以结成“宦官工会”，弘恭的死也使他们的“一帮一”小组宣告解散，但这只会让石显将党羽的范围延伸得更广。《汉书·佞幸传》载：石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友，“诸附倚者皆得宠位”，民间有歌谣唱道：“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对他们指名道姓，形容他们手中掌控各类印绶权柄之多。至此，石显似乎仍感不足，又看上了贵为公卿、女儿在宫中做昭仪（汉代一等嫔妃称号）的左将军冯奉世父子，欲以攀附。谁知热脸贴了冷屁股，石显煞费苦心将其公子冯逡推荐给皇上，冯逡却在皇上面前揭发石显专权。冯逡由此被贬官，并牵及家人：其兄野王冯君卿久居皇家典仪大鸿胪的高位，被群臣推举补御史大夫之缺，遂因石显以其妹为昭仪，应避免“私后宫亲以为三公”为由进谗，不但未能当选，而且终生未获重用。

　　石显陪伴元帝执政16年，多获宠信赏赐。文武官员不敢得罪，也纷纷行贿于他，二者相加，“赏赐及赂遗訾一万万”，已是亿万富翁。石显自知皇上对其“擅权事柄在掌握”，周围也“闻众人匈匈”，积怨太多，就巧设“变诈”以求自保：其一，他以外出迟归为由，请求皇上特命在宫禁后可以入宫。由于这个命令很奇怪，第二天便有人举报石显伪造诏命进宫。石显于是假装委曲，借题发挥大诉遭人忌妒之苦，“天子以为然而怜之”，从此不再相信针对他的各种控告。其二，元帝崇儒，大搞以经学取士，而被石显陷害的萧望之正是一代名孺。为了清洗恶名，石显便从儒生中挑选一位叫贡禹的琅邪人“深为结纳”，推荐于天子，最终位至御史大夫。石显因此留下尊儒的好名声，又多了一位朋党，一举两得。

　　宦官起身于低贱卑寒，常有凝心智如静水的过人之处。但任凭机关算尽，这类专靠巧佞依权附势，玩弄忠臣义士于股掌的人，却恰恰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竟宁元年（前33年），汉元帝驾崩，成帝继位，石显顿然“失倚”。其后又因种种“旧恶”遭到弹劾。以一个老宦官的身份被从皇宫赶回老家的石显，自感难面江东父老，“忧满不食”，病死于途。再看石显的朋党：“牢梁、陈顺皆免官”；伊嘉和五鹿充宗也都被贬为地方官吏，分别发往偏僻的玄菟和雁门。由此，长安坊间谣歌又起：“伊徙雁，鹿徙菟，去牢与陈实无贾。”五鹿充宗加入石党前，本为饱学之士。葛洪《西京杂记》记弘成子吞文石开悟，临终又将这枚彩石吐出，授予五鹿吞下，成其硕学。谁又能想到他日后的遇人不淑，及碰到石显这块“妖石”，枉废了毕生的学识与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