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和献身精神特别引人注目。共产党人信念的养成是一个多管齐下的系统工程，学习、训练、讨论、思想改造、批评与自我批评，层层递进、环环相扣。

　　信念的养成，关涉人的内心世界，一般的客观材料不太容易予以呈现，当事人的日记或可从一个侧面更加鲜活显示思想变化的实态。比如，抗战时期来到敌后根据地、后来成为作家的高鲁，日记中不乏学习和思想训练的记载。1939年9月，高鲁和鲁艺学员一起，从延安出发前往晋察冀，途中先后读了《中国启蒙运动史》《列宁主义概论》等理论著作，听何干之、沙可夫课各两次。9月初还参加了一次军政测验，题目包括民主集中制在军队中的作用等。时事学习是行军途中的重点，形式分为听报告和讨论，讨论内容包括欧战前途及其影响、与中国抗战的关系等。除此之外，高鲁还参加了两次具有思想斗争意味的会议，一次是反对自由主义倾向的讨论会，另一次是反对不服从组织分配的批判大会。紧张的行军途中，思想教育和训练如此密集，无怪乎高鲁感叹：“这确实是在战斗中学习，停下了就上课，这是中国共产党能成为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主力的原因。”

　　讨论会是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的一个环节，一贯强调学习不是单纯的灌输，而是要求联系实际展开讨论。时任359旅政工干部王恩茂的日记中，有关自身学习及组织干部、士兵学习的记载也不胜枚举。1939年1月，他记有该部一般干部讨论会讨论的问题：“(1)共产党是如何产生的?特别说到中共的产生。(2)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3)第二国际的错误和缺点。(4)社会民主党的名称为什么是不科学的?(5)共产党的发展，特别是中共的发展……”讨论既有深入的知识灌输，又紧扣革命实践的主题;讨论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有着严密的布置和引导：“主席团五人分工集体负责掌握着论战的进行，有人专门掌握每时每刻争辩的焦点，有人专门掌握发言先后秩序，即当时当面提示给执行主席参考，有人专门掌握解剖该种典型思想有关的一些文件，在论战双方相持不下时朗读。”

　　开展思想教育，离不开批评与自我批评。高鲁日记记载行军途中一次生活检讨会的内容，会上围绕行军时有人偷吃自带干粮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发言分析：“某个同志私自吃了干粮，今天一勺，明天吃一口，紧急情况干粮不够时怎么办?吃不饱走不动路，这不是给大家拖了后腿。大家也不忍心你掉队，得大家分给你吃。这时你是吃的大伙的。”尽管干粮分配给个人，但私吃干粮的结果仍然可能影响到集体，这样的分析逻辑缘于集体主义观念，是共产党人改造和自我改造的基础。而集体主义的养成，既有观念的灌输，也渗透到生活的点点滴滴，是一个观念和实践交相作用的渐进过程。面对面的交锋，对参与者的触动可从高鲁日记中窥见一斑：“晚上开生活检讨会。每人都把自己的优缺点谈一遍……为什么现在的缺点不马上改掉呢?熄灯哨子吹了，我睡在炕上久不能寐，想着自己的弱点应该怎样克服。”

　　思想教育之所以有效，除了采取多种多样的措施，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特别注意营造有利于学习的氛围，形成强劲的风气。举例说，中国共产党在会前、会终往往都组织大合唱，这种看似不经意的举措，却隐含着无所不在的政治文化的沁润。通过讨论、批评，加上情感的触动，及无所不在的政治文化氛围的熏陶，学习渐成融入内心的习惯。高鲁写道：“因为背粮，今天没听《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是最大的损失。只能看同志们的笔记，也记得很简略，比起听报告来，效果差多了。”把没有听到报告当成自己的损失，透露出极其强烈的学习渴望，这就是思想教育实实在在的结果。经过思想和情感的训练，每个个体都在集体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发生着变化，由这些变化着的个体组合成的群体，又有可能产生变化的叠加效应，而群体酿成的叠加效应最终会反作用于个体，形成变化的加速度循环。

　　思想教育的结果，从八路军干部刘荣的日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遭到惨败，刘荣写道：“热血沸腾起来，马上认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大了，在党的正确政策指引之下，不仅要誓死同日寇周旋到底，把它赶出国土，而且要同国内法西斯反动派周旋到最后胜利。”从豫湘桂战役的结果，立即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和胜利的曙光，如果这是长期处于多方博弈中的高层领袖，当然毫不足怪，一个八路军普通干部也具有这样的思路，不能不让人惊叹。正如刘荣所言：“我们都是些小人物，但对国家大事都很关心。”这样的思路，源于长期的教育，源于对党的信任和忠诚，源于对共产主义的笃信，这是当年中国其他政治组织难以想象的。1945年7月，由美国战争信息局撰写的长篇报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始部分就明确指出：“几乎所有不带偏见的观察者都一致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卓有成效、有最好的政治组织系统与最强的纪律性、最有建设性的队伍。”

　　革命的信念能够生根发芽，当然首先是因为符合时代趋势，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而中国共产党艰苦的工作、持续的灌输、情感的调动，也在其中起到关键的催化作用。(黄道炫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刊登于《中国纪检监察报》2020年8月6日理论周刊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