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开展知识分子工作的典范时期。这一时期，党的知识分子工作主要经历了以团结为主的吸引争取阶段、以吸收为主的培养重用阶段以及以工农化改造为主的淬炼教育阶段。

　　吸引争取

　　早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就逐渐开始纠正过去对待知识分子的一些不当做法。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大量发展知识分子党员的指示，如《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及《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文件，均明确强调为适应革命事业发展需要，全党必须重视发展知识分子党员工作。同时，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在政治上实施“三三制”民主制度，广大知识分子作为重要的团结对象，被给予了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参政议政权。比如，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机关，陕甘宁边区成立的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代表中就有许多先进知识分子。

　　文化知识水平较高、富有个性、思想活跃、好发表意见等是知识分子的特征。为此，党在政治上给予广大知识分子较大的包容性，并为其营造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和工作环境。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坚决反对一切人才工作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而且实事求是、想方设法为广大知识分子“加椅子、留位子、架梯子”，还为广大知识分子“量身定做”了一些特殊政策，如规定“对非党的专门人才，只要求他们服从我军纪律与各种规章条例，不强迫他们作政治学习，不强迫过政治生活”，以实施政治上的减负使其全身心投入专业领域的工作。为进一步激发广大知识分子建言献策的热情，党还强调要对知识分子提出的观点主张予以足够的尊重和充分的考量。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内高级领导人及边区军政领导会经常抽出时间亲自约见延安知识分子代表，与他们进行深入交流，鼓励他们勇于为边区各项建设事业和革命胜利贡献力量。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方面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了经济封锁，加之边区自然环境恶劣，根据地经济状况吃紧。然而，即便如此，党仍坚持尽最大努力给予知识分子特别的生活照顾。比如，将所有享受待遇的人员按其职业属性的不同分为10类40余种，教师、医生、外来专家等技术人员往往待遇级别靠前，而党政机关干部则排名靠后。为适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高潮，中共中央要求要尽最大努力为知识分子沿途提供食宿便利，并负责将他们安全送往延安。例如，八路军西安七贤庄办事处就曾经“不断地招待着从沦陷区、大后方和海外各地来此要求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

　　培养重用

　　延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以及满足革命胜利后国家各项事业重建和发展需要，就必须高度重视教育事业。为此，党积极利用边区大后方相对安定的环境大力创办各类学校，吸引和培养革命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产学结合的办学模式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各类培训学校的一大特色。以“抗大”和陕北公学为例，广大学员既读有字的讲义书，也读社会这本“无字书”。党政军干部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一边学习、一边生产劳作，在丰富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很好地磨练了革命意志。此外，当时开设的各类技术学校也为党培养了大批技能型人才。例如，1939年中共中央创建的延安自然科学院，始终坚持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办学宗旨，先后培养了约五百名科技干部人才。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使用上主张大胆任用、人尽其才。一方面，在各级党政机关中提拔和重用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规定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领域不能教条地将政治认识作为任用、提拔干部的主要标准，要对其专业学识加以充分的考量。比如，中央军委和边区下令，应给予工程师、医生、军事家等“充分的信任”和“充分的负责工作”，让其担任厂长、院长等领导职务。边区各党政机关提拔和重用了大批技术过硬的专业技术人才担任各专业领域的领导职务，如水利工程师丁仲文就担任了陕甘宁边区交通运输局局长。同时，党还广泛设立各种专业性质的组织机构，为知识分子搭建舞台，如设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土木工程学会、中国农业学会等一大批自然科学研究组织以及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中国文艺协会等为代表的艺术团体组织，还创办了《大众文艺》《戏曲工作》《文艺突击》《前线画报》等众多文艺刊物用来满足文化人自由发表艺术文化作品的需要。

　　教育改造

　　延安时期，党创办的各类学校高度重视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针对部分知识分子学员对马列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问题等认识模糊不清、知之甚少的问题，党专门选派成仿吾、李维汉、艾思奇等理论家为他们授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的重要领导人也经常给各校开讲座、作报告等。这期间，党在积极创办《解放日报》《红色中华报》《边区群众报》等中央级报刊的同时，大力提倡和支持知识分子创办红色文艺刊物，如《红色中华》就是以丁玲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创办的旨在培养无产阶级作家、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新民主主义大众文艺的刊物。

　　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囿于其阶级局限和复杂背景，一度在政治上表现幼稚，推崇文艺第一、人性第一的“温情主义”。针对这种对文艺和政治关系认识模糊不清的现象，中国共产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朱德等党的领导人在会上精辟地阐释了知识分子的文艺创作要取材于工农群众的日常生活，文艺作品要服务于工农大众、服务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道理。同时，广大知识分子积极参加整风运动，通过认真学习文件、座谈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式，深刻剖析、反省和改造自己，在“自我”与“他我”以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思想情感斗争中逐步坚定自身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提高了无产阶级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成功实现了从“旧我”向“新我”的蜕变。

　　知识分子只有主动投身于火热的工农生产实践中，积极将自己的思想情感融入广大工农群众中，并“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避免自身陷于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境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党中央在延安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发起了大生产运动。这期间，广大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加上山下乡垦荒运动，在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一方面淬炼了自身的革命意志，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认识，明晰了文艺工作为工农大众、为党的革命事业服务的使命；另一方面积极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夜校、识字班、识字组、读报组等，为党的“扫盲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有的知识分子担任了中小学教员，协助政府推进农村教育事业发展。

　　（摘编自《新东方》2024年第1期 郭亚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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