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发展，人民要过好日子，需要有一大批人做研究、出主意。你这个学生坐在那儿，不拿录音机，也不做什么，我真的是心里非常难过。”2018年6月14日，在上海大学乐乎新楼召开的“费孝通与乡村振兴——第五届费孝通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李友梅在提出继承费孝通“用自己的知识去服务社会、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治学精神时，回忆起费孝通批评自己的这段往事。

　　那是1995年，李友梅从法国读博回来，正参加北大的一个高级研讨班。见到李友梅没有带做研究的必备工具录音笔，费孝通当时语气很重。更早之前，李友梅是1981年费孝通在南开大学开办的社会学专业班的旁听生。

　　非常时期的应急手段

　　1978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学者杜任之率先提出恢复重建社会学的主张，这一建议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视。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到，“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对于社会学，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理想的“补课”老师是费孝通。1979年春节，胡乔木亲自拜访费孝通，委托其带头恢复和重建社会学，这时的费孝通已近70岁。

　　“最好不要找到我头上来。”费孝通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我原本没有学好，又荒疏了这么久，即使有老本本可据，我也教不了。社会科学必须从自己土里长出来。这门学科在中国还得从头做起。我怎敢轻易承担这任务呢？”社会学荒废了近30年，费孝通也担心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最后，“历史感”让费孝通还是挑起了担子，“到了我这样的年纪还要向前看，看到的是下一代，看到的是那个通过新陈代谢而得以绵续常存的社会”。

　　在费孝通看来，恢复与重建社会学最重要的是培育人才。而当时正是人才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一代社会学者大多80岁左右，很多人早已改行，还有很多人心存顾虑。

　　在这种情况下，费孝通和时任南开大学哲学系主任的苏驼等人采取的“非常手段”就是开设短期的专业培训班。“恢复社会学要培养人才很急，从大一的开始招生要等四年才毕业，太慢了。”苏驼最后建议采用1958年南开大学筹办哲学系时的办法——开办专业培训班，把四年的学习内容在一年内学完。

　　埋下“经世致用”的种子

　　“实不相瞒，我是被我的第三代挤成这样的。”老伴有病，费孝通让女儿一家回来工作，便于照顾她。人多了，空间就小了，费孝通只能伏在床边的小桌子上写稿。

　　这是在1979年3月召开的社会学座谈会上，费孝通讲到自家面临的“人口问题”。紧接着，费孝通说：“现实生活中，这类的问题实在不少，可以设想，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的飞速发展，社会生活的发展速度不容易取得均衡，人民内部矛盾必然会不断发生。如果我们对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能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调查研究，寻求比较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对可能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较早地有所察觉、有所准备，也就可能减少或避免一些社会损失。”

　　此时，社会大转型已经开始。这次座谈会的前几个月，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在世人面前展开。

　　“最早杜任之提议恢复社会学的时候，也是预见到今后的社会发展需要社会学学科。”苏驼回忆说，这也是1981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创办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也使得1981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远不止“补课”这么简单。

　　费孝通对1981年的南开社会学专业班一直“灌输”经世致用的理念。他强调，“学习社会学终究是为了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达到民富国强、改造社会的目的。不赞成只在书斋里讨生活、为社会学而社会学的做法”。

　　费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1981年2月26日早晨，天津还很冷，费孝通裹着棉外套，呵着白气，在南开大学主楼319教室的讲台上操着浓浓的吴音，讲着自己的学术经历。

　　这是南开社会学专业班开学典礼，台下坐着54名学生。这些人完全是“愿者上钩”，是费孝通从其他学校“钓”过来的。

　　1980年12月27日，经费孝通等人协调，教育部终于批准南开大学设立社会学专业，同时批准南开大学从全国77级重点大学优秀大三学生中选拔学员，举办社会学专业班。一些机构也选派了若干旁听生。

　　南开大学白红光教授当年正是其中的一员，他当时对社会学一点不了解，认准了“费孝通是个金字招牌，他是个大知识分子，做学问跟着大学问家总错不了”。

　　除了冲着费孝通的招牌之外，一些学员也有着更深的打算。

　　“社会学旨在诠释现实、建设社会，所以我就是想学社会学。”当时的学员边燕杰这样解释他参加南开社会学专业班的动机。

　　有这样想法的学员不在少数。当时的任课教师曾做过一次调查，有许多学生反映社会学关心现实的社会问题，比较具体，又是跟人打交道，很可能是一门有前途的学科。

　　社会学“黄埔一期”：像蒲公英一样播撒种子

　　“‘八一年南开班’这个词，在社会学圈子内已有了国内国际名声。无论在北京还是南京，台北还是香港，斯坦福大学还是杜克大学，只要你提起这个名字，朋友送给你的是羡慕的眼光。”这是时任北美华裔社会学家协会主席、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主任边燕杰教授在“纪念南开大学1981年社会学专业班二十周年”会议上的发言。

　　费孝通等人的努力没有白费。如今，这个班被称为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独特的培训班”、中国社会学界的“黄埔一期”。

　　从1981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的54名学员中走出了32位社会学教授，14位社会学系主任（或院长等职务），5位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副会长，其中不少人的影响已经超出了社会学学科。

　　在苏驼看来，这更多归功于“英雄造时势”而不是“时势造英雄”。“学员们读起书来如饥似渴。”彭华民还记得，当时培训班的学员醉心于学习，一些当时流行的电影也没人舍得花时间去看。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班的学员有着各自的研究领域，甚至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是针锋相对的。他们把原因归结为培训班的模式——短期的应急课程。重要的不是培养关系圈子，而是像蒲公英一样把种子撒向全国。

　　“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或许重新回到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学恢复与重建，回到那个对今天社会学影响深远的“种子”——1981年南开社会学专业班，重温学科建设的“初心”和遗产显得更有必要。

　　“费孝通教授的座右铭是‘志在富民’，这也是对南开班的激励，南开班的学术基因是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写出有用的文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说，“这对纯粹为文章而文章的人应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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