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将军，戎马一生，却因患病担心影响工作，坚决要求解甲归田，带领乡亲修水库、建电站、兴农业，造福十里八乡。一位教师，毅然跟随将军丈夫扎根贫苦山区，投身教育事业，生活俭朴却格外热心助人，年届九旬仍不忘弘扬正气。甘祖昌和龚全珍夫妇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生活中，甘祖昌告诫子女最多的一句话是：“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能摆老红军的架子。”在这样的教导下，甘祖昌、龚全珍的后代都在平凡岗位上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传承着良好家风。

　　甘于奉献是家教——

　　“在农村参加生产或工作，同样能对党的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

　　这是电影《这样一位将军》中的场景：1955年，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甘祖昌向组织申请回乡务农，龚全珍听了后很生气，责怪丈夫为什么不和她商量，甘将军向她发了一通火。

　　在谈及电影这一细节时，龚全珍笑着说：“电影需要矛盾冲突。我非常尊重他，他农民出身，入党这么久，又是老同志，靠得住。”

　　甘祖昌和龚全珍都是共产党员，拥有共同的理想。无论在哪里，无论环境如何变迁，无论是什么角色，他们都坚定信仰：做一名纯粹的、无私的共产党人。

　　当时，组织上不批准甘祖昌回乡，龚全珍就陪着丈夫，一直递交了3年的报告。1957年，组织终于同意了。龚全珍任教的解放军子弟学校八一中学的领导问她：“甘部长回老家当农民，你去当什么？”龚全珍说：“他当农民我也当农民，不会当学着当。”

　　从新疆到家乡江西省莲花县沿背村，甘祖昌从将军到农民，回到了另一个战场；龚全珍从部队学校到农村学校，继续战斗在教育战线。

　　战场不同，辛苦紧张却一样——从1958年开始，甘祖昌便开始带领大家虎形岭上伏虎，冬水田里降龙，把虎形岭变花果山，改造冬水田，受到乡亲们的爱戴。“祖昌一到家乡，每天背个镢头出门劳动。种什么水稻，产多少斤，他有个小组专门研究。”龚全珍则一直保持在部队教书的习惯，周一到周六住在学校，在小学当校长时，离家更近，就十几分钟路程，但她仍然吃住在学校。所以家里大小的事，几乎由甘祖昌包了，女儿衣服、鞋子破了，他都会及时补上。三女儿甘公荣回忆说：“小洞爸爸补，大洞就等妈妈星期六回来补。”

　　战场不同，精神品质却一样——甘祖昌有工资，他出工不但不要工分，而且把工资拿出来买化肥，奖给改造冬水田的生产队，还捐钱建桥、建水库和电站。而在学校，每次调工资，龚全珍首先声明她不调：“我都不好意思，县长工资才50块钱，我有80块。太多了。”除了必要的家用外，大部分工资都接济了贫困学生。龚全珍曾经的同事刘永林回忆说：“我刚来，没有转正，她就把粮票、饼干票给我。小学校舍不够，她带领师生们建教室，木工和泥工的工钱都是她贴的。”

　　战场不同，累累战果却一样——甘祖昌带领乡亲一道修建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渠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每项工程他都捐钱，有统计的达8.578万元。龚全珍捐资建了8个教室，捐助学生上百人，捐赠图书近万册，用实际行动传承甘祖昌艰苦奋斗、建设美好家乡的信念。

　　在父母言传身教中成长，不摆架子挑担子的思想早早在儿女们心底扎了根。二女儿甘仁荣始终记得父亲的话：“如果你对前途有了正确的认识，当你在生产或工作中取得了一点微小的成就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在农村参加生产或工作，同样能对党的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你就会自觉地感到农村的前途是远大的，农村是有出息的。”

　　甘祖昌的嫡孙甘军，19岁参军，先后获得多次“优秀士兵”荣誉称号。1999年，他在训练中撞伤右眼，致使右眼视网膜脱落，右眼视力仅为0.05，定为三等乙级伤残。当时甘军正在参加提干培训，他主动找部队领导要求退出培训，说：“我的右眼已经严重受伤，即使提干了，也会影响以后的工作。”

　　回到地方后，甘军主动要求到条件艰苦的高坑工商所工作，并巡查最偏远的王家源片区，在基层一干就是十几年。在单位，甘军向同事隐瞒了将军孙子的身世，从不借此“沾光”；隐瞒了残疾军人的身份，从不向组织提要求。直至2010年，市民政部门因要建甘祖昌雕塑到工商局找甘军，单位领导才得知他是将军后代。

　　当被问起为何要隐瞒这两个“秘密”，甘军没有回答，只是说起了儿时的家事。甘军由龚全珍一手带大，奶奶对他要求非常严格，常教育他：“我们不要因为是将军的后代而炫耀自己的家世。我们的身份没什么特殊，但更有一份特殊的责任，把将军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奶奶的话，甘军始终记在心里。

　　艰苦朴素是家风——

　　“国家每月是给了我300多块，这个钱，我用在发展生产、改变农村面貌上，比用在吃穿上有价值得多”

　　回到莲花后，甘祖昌、龚全珍全家一直过着勤俭节约的生活。

　　在家中，甘祖昌是“财政部长”，就连龚全珍的工资都是交给丈夫统一分配。孩子们有时不解，问母亲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工资都交给父亲，平时买点东西还要伸手向父亲要。龚全珍总说：“你们父亲在部队搞了几十年的后勤工作，他会把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我也省心。”

　　当时，甘祖昌每月工资330元，生活却十分节俭，把大部分工资用来支援农村建设。在群众眼里，他始终是“一身补丁打赤脚，一根烟杆没有嘴。白罗布汗巾腰间缠，手拿砍刀肩扛锄”的农民形象。

　　“父亲回乡以来，就给自己约法三章，衣食住行都要和普通村民一样，不图安逸、不讲排场，时时、事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饭是糙米饭拌薯丝，菜是豆腐、辣椒、白菜等素菜。”甘仁荣记得：“从小父亲要求我们碗里不能剩一粒米饭，掉在桌上的饭粒要捡起来吃掉，绝不允许浪费一粒粮食。”

　　小时候，家里的生活用品都是甘祖昌去买，孩子们穿的衣服布料，都是买一毛七分钱一尺的白龙头细布，再买染料染成蓝的、灰的、黑的，男女老少都穿一样。“父亲说这样省布。父亲的衣物都要穿10年以上，破了就补，直到不能补了，就给二婶用来铺鞋底。”甘仁荣回忆道。

　　一些老战友曾对甘祖昌说：“老甘，你这身打扮，是丢我们老干部的脸！国家没给你钱吗？一个月300多元，就不能做几套适合穿的衣服吗？”

　　甘祖昌回答说：“我早就当了农民，不是什么老干部。国家每月是给了我300多块，这个钱，我用在发展生产、改变农村面貌上，比用在吃穿上有价值得多！”

　　好的传统就要有好的传承。甘祖昌一家人身上都印刻着勤俭节约的烙印。

　　如今，九十多岁高龄的龚全珍生活依旧俭朴。一次，她的学生来家里看望老师，见到老人家的衣服太旧了，就说：“我给您买一套新衣服吧。”龚全珍马上制止，说这些衣服还能穿，叮嘱学生千万别买。

　　从新疆回来后，龚全珍的一块手表一戴就是几十年。年头长了，手表总是坏，坏了就修好后接着戴，坏了再接着修，就这样坏了修修了戴，一直坚持到实在没法再修了，她只好让孙媳妇帮忙在网上淘一块便宜的，还特意交代几十块钱的就行。

　　甘公荣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龚全珍志愿者协会会长李丽辉说，甘公荣平常穿着打扮非常朴素，衣服洗得发白了依然穿在身上，平常买菜，也都是买一些不新鲜但便宜点的。甘公荣认为，只要洗干净，做熟了一样吃。有一次，李丽辉和甘公荣去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她发现甘公荣背着一个包，估计已经10多年了，好多地方皮都掉了。甘公荣却说，这没关系，只要里边的东西掉不出来就可以继续用。

　　“甘姐一个月工资也就三千多块钱，但每次走访看到谁家经济特别困难，总是以母亲龚全珍或个人名义五百、一千地捐款。”李丽辉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深深被龚全珍全家这种朴素无华的精神所感动。

　　严于律己是家规——

　　“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

　　甘祖昌和龚全珍不仅严于律己，从来不向组织上提要求、谋私利，也教子从严，几个孩子谁也没沾过“将军后代”的光。“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这是甘祖昌常对子女讲的话。

　　新疆解放以后，大儿子甘锦荣去新疆找甘祖昌，以为父亲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好工作，没想到甘祖昌却说他没有文化，干不了什么技术活，就安排他在新疆打铁。甘锦荣身体不好，打了几天的铁就病倒了，医生检查后确认他不宜打铁。甘祖昌便对儿子说：“我本来想把你培养成钢铁战士，谁知你没这个福分。好吧，我介绍你到农六师去学开拖拉机。”

　　1973年冬，在吉安地区卫生学校学习的长女甘平荣刚好18岁，听说吉安地区征召女兵，一心想去参军，便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希望他给人武部打个招呼。接到这封信，甘祖昌嘱咐龚全珍：“给平荣写封信，说我的意见是符合条件就去，不符合条件就安心学习。”

　　不巧的是，有一天龚全珍在地里劳动时摔断了手，甘祖昌便陪她到吉安看病。吉安军分区的领导同志得知这个消息便来到医院看望，顺便就甘平荣参军的事征求甘祖昌意见。甘祖昌说：“一切按原则办事，如果她身体合格，你们就接收她，否则就不要接收！不要因为我的缘故破坏规矩，我知道她的右眼近视，希望体检时严格把关！”

　　得知这个消息，甘平荣伤心地哭了。但她没有灰心，积极锻炼身体，最终因为品学兼优而光荣入伍。参军以后，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训练，取得了好成绩，为父亲母亲争了气。

　　1976年，龚全珍从教育工作岗位退休，按照当时规定，干部离退休，可以由一名子女顶替，因此，小女儿甘吉荣打算去学校“顶班”，却遭到甘祖昌的坚决反对。他说：“子承父业，这是封建社会的旧规矩，也是官僚集团腐败无能的根本原因。子女长大了，应该自谋出路，不应该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吃老本！”

　　当年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莲花的山山水水见证了甘祖昌和龚全珍永葆本色、一心为民的信仰，也见证了甘家一代代的家风传承。多年来，甘祖昌和龚全珍的一言一行始终教育着儿女们。在他们的影响下，儿孙们尽管身处平凡岗位上，却个个品行端正、工作敬业。如今，他们有的被推荐为“最美萍乡人”候选对象，有的当上了“三八红旗手”，有的荣膺“全国劳动模范”。

　　同事和朋友曾送给甘家子女16个字：革命后代，将军传人；淡泊名利，情操高尚。这既是对甘祖昌和龚全珍儿女们的褒奖，更是对这个革命家庭高尚家风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