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高度重视培育良好家风家教，他的家书朴实无华、感情真挚，映照着他坚定的革命初心，高尚的家国情怀，向上的家庭追求，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

　　朱德从小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但他实现理想的方式并非从一开始就得到家庭的理解与支持。1909年，怀着“非得救国不可”的信念，朱德投笔从戎，远走云南。此事遭到家里的强烈反对。出发时，他并未以实情告知亲人，只告诉他们是到成都去读书，“等到后来到了云南，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让他们知道我在成都和一些同学会合同路去云南”。这封家书让家里人逐渐认可了他的选择。朱德说：“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远走云南之后，朱德就再没回过家。1919年，他将父母接到泸州短暂生活。此后，家书再次成为联系双方的主要途径，而“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一直到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他才能重新和家里通信。朱德说：“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1943年，朱德收到侄儿的来信，说朱德母亲身体不如之前康健，“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朱德“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悲伤之际，他说，“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他坚定地表示：“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我们有信心并有把握打胜日本

　　如果说朱德通过家书做到了与父辈的共鸣，那么他写给前妻陈玉珍的家书则全面展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理想追求、崇高的家庭观念和对后辈的殷切期望。

　　1917年6月，朱德与陈玉珍结为夫妻。之后，因为战争原因，一直聚少离多。“自从1922年以来没有见过面。我们有时通信，她早就明白我的生命是属于革命的，我不再能回到家里去了。”而在1927年至1937年这十年间，他们连通信都被迫中断。1937年，朱德于9月5日、9月27日和11月6日三次致信陈玉珍，进行了全面的沟通。

　　朱德十分关心长辈的生活，他请求陈玉珍，“望你接信后，将十年情况告我是荷”。当他得知“两老母均八十，尚在饿饭中”，内心十分不忍，他告诉陈玉珍，“望你将南溪书籍全卖及产业卖去一部，接济两母千元以内，至少四百元以上的款，以终余年，望千万办到”“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之后，当他从外甥那得知家里人因他参加革命而遭受迫害、经济非常困难时，他不得已致信同窗好友戴与龄，借二百元寄到家中，赡养老母。

　　朱德向陈玉珍毫无保留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说，“我们的队伍已到前线，我已动身在途中。对日战争，我们有信心并有把握打胜日本”。“我虽老已五十二岁，身体尚健，为国为民族求生存，决心抛弃一切，一心杀敌。”他进一步表示，“我担负革命工作昼夜奔忙，十年来艰苦生活，无一文薪水，与士卒同甘苦，决非虚语。现时虽编为国民革命军，仍是无薪水，一切工作照旧，也只有这样才能将革命做得成功”。

　　朱德清晰地阐明了他如何看待革命事业和家庭的关系，坚定地表达了自己要为大家而舍小家的精神境界。他说，“我以革命工作累及家属，本属常事”“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近来转战华北，常处在敌人后方，一月之内二十九日行军作战，即将来亦无宁日。我这种生活非你们可能处也。我决不能再顾家庭，家庭亦不能再累我革命”“至于你的生活，望你独立自主的过活，切不要依赖我”。

　　朱德还在信中表达了对后辈子女的殷切期望。他说：“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前线，决不要误此光阴”“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朱德始终严格自律，也时刻严格约束家人，切实做到了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新的办法

　　朱德的家书也谈到了子女的教育问题。他有两个孩子，儿子朱琦和女儿朱敏。朱德十分关心的是他们如何为人民服务，如何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他通过家书教导孩子们：“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要学会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儿子朱琦于1948年转业到铁道部门工作。朱德嘱咐他必须服从组织分配，不要任何特殊照顾。后来，朱琦被分配到了石家庄铁路局，先当练习生，后当火车司炉工和司机。1965年，朱琦在一个基层单位蹲点，写了一份调查材料，寄给了朱德。4月9日，朱德给朱琦写回信说：“你这次蹲点的经验，是正确的，作为改变你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有很大益处。”他批评朱琦，“你过去的思想是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交叉的，总是想向上爬，越走越不通”“现在去蹲点，同群众看齐，同吃同卧同劳动，深入了群众中去，就真正会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完成，就会想出很多办法，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新的办法”。信的最后，他明确告诉朱琦：“今后工作要求在现场工作，使你更进步才不会掉队。”在朱德的指导下，朱琦一辈子都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

　　女儿朱敏于1941年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朱德非常关心她的学习和工作，希望她能学好本领回国参加建设。1943年10月28日，朱德给朱敏写了一封信：“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更迟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作些建国事业为是。”殊不知此时的朱敏同儿童院的部分儿童被纳粹德国送进集中营做苦工，直到德国投降后才重新回到儿童院。因此，这封信辗转了几个月后，盖着“邮路中断，无法投递”的戳子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1951年，朱敏放暑假回家探亲，才第一次看到这封父亲写于八年前的家书。朱敏说：“当我读了这封信后，深深感到，父亲希望我能学到真本领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的心情是多么深切啊！”这些父亲在信中的嘱托与期望，她从未忘记。在1953年学成归国后，朱敏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始终没有离开教育战线。朱德以身作则，带头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给孩子讲好了他们的“人生第一课”，帮助他们扣好了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

　　朱德对后辈子孙十分珍爱，但绝不溺爱。他多次对孩子们说：我要尽到我的责任，把你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接班，不要接官，接班就是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本领。家书，也成为他培养孩子们的重要方面。

　　1969年，外孙刘建初中毕业。朱德鼓励和支持他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务农。他对刘建说：“到部队后，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组织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让你去养猪喂马你干不干？养猪喂马也是为人民服务，也要干好。”在农场，刘建被分配去养猪。他挑不动猪食，经常把泔水洒在身上。一生气，他就给家里写了封信，要求回北京。朱德知道此事后，马上给他写了回信，严肃地教育他：应该很好地在农村锻炼。朱德还语重心长地批评他躺在了父母的功劳簿上，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少爷，聪明也会变成傻瓜。只有听毛主席的话，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没有做过的事学会了，简单的头脑就会充实丰富的知识，心胸宽广了，革命意志更坚强。刘建回忆说，这封信“像火把照亮了我的心田，我顿时感到心里豁亮了”。遵照朱德的教导，刘建克服了怕苦怕累怕脏的不正确想法，工作积极了，热爱本职工作了，思想、工作、学习都有了进步。朱德严格要求后辈子孙，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观念，为全社会作了表率。

　　朱德的这些家书，虽然面对着不同的对象，但其内涵是一致的。它对于新时代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朱德研究处处长、朱德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秘书长左智勇）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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