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1785—1850年），清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他是近代中华民族捍卫国家主权、反抗殖民侵略斗争中涌现的伟大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座耀眼丰碑。他在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的同时，更不断带给后人以思想上的教益与激励。

　　立经世之志，成济民之事

　　林则徐能够成为忠诚爱国、忧民济世的一代名臣、民族英雄，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滋养。林则徐出身于下层知识分子家庭，自幼接受系统的儒家文化教育，也习得了深厚的传统道德修养。他曾经撰写过一篇“十无益”家训，其中就有“存心不善，风水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作事乖张，聪明无益”等条目，鲜明地体现了林则徐对正心、齐家、笃行等中国传统修身处世之道的服膺与践行。

　　在林则徐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勤奋务实等思想的积极影响。清朝后期，政治腐败，国力衰颓，弊窦丛生。于是，倡导不尚空谈、直面现实、推进改革，以“匡时济民”挽救国家危局的经世思潮兴起。这是时代的呼声，也是林则徐从政道路的选择。早在求学时期，他就立下“经国救世”之志，为学“实事求是，不涉时趋”。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官之后，他“益究心经世学”，还编撰了《北直水利书》为朝廷治水建言献策。之后，林则徐在多个省份担任地方官，每到一地，他都力求“兴利除弊”“利用便民”，治理水患、整顿盐政漕务、奖励农业生产、清理吏治，“所莅治绩皆卓越”，成为朝廷中经世派官员的代表。后来他能够锐意禁烟御侮，更与“经世致用”思想密不可分。

　　鸦片不绝誓不回

　　嘉庆、道光时期，清廷内部倡导“经世致用”的开明官员不乏其人，而能让林则徐脱颖而出、成为一代民族英雄的，正在于他不但善“治内”，还能“治外”，跳出传统王朝治理的定式，将维护国家安全的视野投向了外交和边防。

　　对鸦片贸易之危害、海防问题之严峻，林则徐久有了解。早年任江苏按察使时，他就认为江苏风气败坏，全因鸦片害人，于是下令江苏禁烟。在1838年清廷的禁烟大讨论中，他更严正指出，“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直指鸦片问题之要害，打动了道光皇帝。随即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禁烟事关外交，牵涉面广，阻力很大，对此林则徐早有准备。赴任之前他就向同僚和师友表示，“原知此役乃蹈汤火”“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表现了一位进步士大夫忠心谋国、大公无私的高风亮节和无畏气概。

　　从1839年3月抵达广州到1840年10月被革职，林则徐主持禁烟并领导抗英斗争十余个月。其间他详密访查，精心谋划，一面对外国鸦片商人据理力争，严行禁令，法在必行，绝不姑息；一面查处与外商沆瀣一气的本地不法行商、官员，整顿官场和社会风气，体现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高度原则性和严肃性。依靠过人的政治能力和清廉刚正的官德操守，他应对内外反动势力软硬兼施的种种手段，始终立场坚定、志在必行：“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这掷地有声的表态，给不法商人和侵略势力以巨大震慑。最终，1839年6月，由林则徐亲自主持，在虎门海滩将收缴的近2万箱、总重230余万斤的鸦片全数公开销毁，取得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的伟大胜利。

　　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坚持立场的同时，又不保守僵化、盲目排外。战斗在对外交涉与抗击侵略的前线，他深切认识到自己乃至整个清朝官场对世界形势、外国国情的无知，于是积极收集、翻译外文报刊和书籍，如将外国人针对中国的言论翻译汇编为《华事夷言》，将澳门外文报纸上的新闻和评论编译为《澳门新闻纸》，力求从中获取信息和情报，做到知己知彼。他还主持将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编译为《四洲志》一书，该书记述了世界上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状况，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完整的世界地理志。后来，林则徐的同道好友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又增补成《海国图志》一书，影响益著。

　　林则徐还将西方知识运用于对敌斗争。他组织编译了西方学者的《国际法》著作（译名《各国律例》），并借此批驳英方在拒缴鸦片、治外法权等问题上的无理要求。随着国际视野的不断开阔，林则徐更意识到需要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于是萌生出“师敌长技以制敌”的思想，由此开启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挣脱保守封闭痼习、积极吸收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与文明成果的先河。林则徐也被后人誉为晚清“维新运动的重要先驱者”，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开近代中国“塞防论”先声

　　在禁烟的过程中，林则徐对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图谋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一面主持禁烟，一面积极备战，修炮台，练水勇，严密布防，多次挫败英军挑衅。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后，他更是粉碎了英军进攻广州的图谋，书写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勇抗侵略的英雄篇章。

　　在广东占不到便宜，英军转而北上，先攻定海，再抵天津，直接威胁北京。清政府惊慌失措，朝内主和派得势，林则徐反成了战争失败的“罪人”。1840年10月，清廷将林则徐革职，之后又“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从一品大员沦为流放罪臣，林则徐并没有灰心丧胆、消沉堕落，而是全然以国家为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他在赶往新疆的戍途中，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旷世名句，至今警励世人。到新疆后，林则徐更加积极投身于当地治理和建设实践。他捐修渠道、查勘荒地、改良技术、鼓励生产，至今伊犁还有“林公渠”存世。他高度重视新疆的边防，不断呼吁要警惕并防备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主张积极练兵、巡防、屯田，开近代中国“塞防论”之先声，为维护国家统一、边疆安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1845年，内外交困的清政府重新起用林则徐。1850年11月，他在赴任广西途中病逝，结束了波澜壮阔又充满遗憾的一生。林则徐终身都在践行生死利国的信念，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的突出代表，也是仁爱、民本、务实、勤勉、廉洁等中华传统美德的卓越践行者和弘扬者。〔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王煦〕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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